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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第6条第1款第2句的措辞，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余的效果，间接否定了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以外的生存机会。

因此，环境权也成为近来来在中国日益高涨的一项社会权，不过，对环境权的不平等，学界讨论还不够深入。社会法对治理生命权的不平等，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种永远与人类同在的、受上帝本人指引的自然法，当然比其他任何法都具有更高的地位……任何人类法，只要与它相抵触都是无效的。[36] 赵秉志：《论中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应该是人的生命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41]陈兴良：《编后馀话》，《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国家在立法层面，也应该制定更加细致的法律制度，如加快制定《看守所法》等，[50]保证公共权力机关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权。

[34] 以上成绩的取得，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体现，是国家与社会尊重生命的价值的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法对生命权不平等的治理成效。总的来看，各国宪法规定生命权的方式主要分为五种：一是规定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民事诉讼监督与行政诉讼监督则主要是审判监督。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均应向国务院备案。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样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重要职责。第 13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洪浩：《检察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 页。

由此，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单一设置正式形成。第 134、136 条分别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定位、检察权行使的法定性和独立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为理解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提供了新的场景。从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看，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不仅有立法权，还有任免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等。综上，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置于宪法上国家机构这一专章中去系统考察，如此方能窥探其在国家机构总体结构和序列中的地位，此谓宪法定位。在传统的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切实纠正了有案不立、有罪未究、越权管辖、超期羁押、脱管漏管等问题，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

本文希冀通过宪法方法论上的努力，为准确把握这一宪法概念的独特涵义提供思路。(19)  参见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9 页。一方面，1991 年的《民事诉讼法》第 14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至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自侦），201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 19 条第 2 款在确立检察机关保留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时特别明确了实行法律监督，此说明该项刑事侦查权仍可被法律监督所涵摄。

从 1982 年法律监督机关的入宪看，许多人在讨论认为应该规定和明确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宪法对此作了专条的规定，说明人民检察院是监督法律实施、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机关(48)，但有关检察院的设置和讨论并未达成共识，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中曾出现将检察院并入司法部的主张，引起了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的高度重视，批送给胡绳、张友渔、王汉斌研究，最后列出了保留检察院的十条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检察机关自建国以来运转良好，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行为进行侦查起诉，有利于对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虐待犯人等行为实施监督。(33)  定位与定性不应混同，定位指的是把事物放在适当的地位并作出某种评价，定性泛指确定事物的性质。

由此，检察院被赋予了不同于法院的独特宪法地位，与人民法院的宪法规定形成鲜明对照。如此，可以将地方上更为具体的违宪违法事例纳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视野，促进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落地，这不仅可为检察院构建职能权威，也有助于缓解我国法律违宪问题难以解决、宪法制裁措施的制裁性较弱和违宪审查机关‘无案可审之间的矛盾 (60)。

该条明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遵守法律的检察权，即一般检察权，也谓之一般监督(5)。(22)  参见张雪樵：《改革在路上 监督进行时：解读 30 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民事行政检察》，载《人民检察》2018 年第 23-24 期，第 42 页。第三个内容是检察院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只限于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47)，废除了一般监督，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我国检察机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重刑事轻民事行政的境况。(39)  参见田夫：《检察院性质新解》，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6 期，第 90 页。(15) 因此，《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还契合了当时拨乱反正的现实需求，具有一定的政治宣示意义。(66) 从 2020 年的数据来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领域公益损害问题立案 2.7 万件，是 2019 年的 3.4 倍(67)。

(20) 列宁对此早有论断，应该记住，检察机关和任何行政机关不同，它丝毫没有行政权，对任何行政问题都没有表决权(21)。未来，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法律监督机关之宪法定位不变，在其宪制功能与规范内涵指引下，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之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全面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提升对行政权监督的质效，在法律监督新格局中切实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检察机关对社会治理的参与不是放之四海皆准，仍要在法律监督机关之规范内涵的指引下有的放矢，真正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教育社会面(78) 的效果，最终促成社会公正的实现。但此处的监督仅仅是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工作监督，是检察系统的内部监督，此时仍未见检察机关地位的一般化表述。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首见于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26)。

因此，法律监督机关首先是一个法律用语，然后才成为宪法用语。一是源于中共中央提出的1954 年宪法草案初稿的规定。(22) 这种独立于行政诉讼监督的行政检察监督的兴起，主要在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驱动。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

因此，检察没能改为监督，更遑论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宪法草案初稿第 74 条规定的检察权就这样被确定下来。尽管当时修宪确定的指导思想是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文本，但从检察机关的条款来看，1982 年宪法第 129 条对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在新中国宪法史上堪称一项创新之作。

因此，法律监督内涵的生长不能突破其本质内核和外在规约，检察机关的转型发展和检察制度的变革应当深刻体悟这一法则。(24)  前注 (4)，周新文，第 69 页。

《宪法》第 137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第三章国家机构第 62 条第 9 项（全国人大的选举）、第 63 条第 6 项（全国人大的罢免）、第 65 条第 4 款（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职务禁止）、第 67 条第 6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与第 13 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第 101 条第 2 款（地方人大的选举和罢免）、第 103 条第 3 款（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职务禁止）、第104 条（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第 127 条第 2 款（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与制约）。

法律监督之法律并不限于法律、法规，亦包括规章。(67)  前注(64)，张军文。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的是检察权而非对应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之独特宪法定位得以凸显。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检察制度亦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

那么《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法律监督机关的用意何在？ 1982 年宪法确认这一用语的背景是什么？ 1978 年初最高检着手起草《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稿）》，同年 12 月召开的第 7 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对《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稿）》进行了讨论，讨论集中在应否将法律监督机关入法？究竟写上法律监督机关还是检察机关？支持写上法律监督机关的意见认为，监督比检察含义更广，监督包括了检察。基于宪法和宪法相关法，同时参考三大诉讼法对诉讼监督的具体规定，我们可将法律监督的内容进一步确定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监所监督、公益诉讼监督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31)  除了上述五大监督体系，我国还有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这些监督由于宪法没有释明，同时也不是现行宪法中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此处不作阐述。

鉴于此，新时期中国检察制度的变革既避免了理论上的内在冲突，又成为理解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的新场景。另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集中在宪法第三章第八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专门规定检察院的条款集中在第 134—138 条（第 139 条属于与人民法院保障少数民族诉权的共同规定，第 140 条属于处理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的关系准则条款）。